暗数杀人笔记讲述了蒋鹏,李爱国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，作者文笔细腻，文字功底强大，人物感情描写的十分细致，喜欢的朋友，不要错过了！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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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冬天，我进了江浦监狱，一待就是两年。

别误会，我没犯事，是去工作。或者说，是去实现梦想——我想成为一名作家。

有些朋友乍一听不太相信，他们觉得监狱里大概只有两种人——罪犯和狱警。其实，还有很多职工岗。比如我，岗位是新闻编辑。每个月，监狱文教楼的演播厅都会播一期半小时的视频新闻，片子由我来审核剪辑。

我大学在鲁迅美院读油画专业，原本要做画家，临毕业那年，读了几本犯罪小说，就魔怔了似的，自己也想动手写写。

毕业后，我无心画画，蹲家里半年码了三十万字，编了个长江沙霸江湖的故事，签给一个无良网文平台，只拿到六百块钱稿费。后来，书名和署名也被平台改了。

我创作冲动依然旺盛，整天闷在屋里酝酿下一部作品。看在父母眼里，我却是彻底废了，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。一天晚上，父亲拍桌子发完火后，突然生出了一种情绪。他说，不指望你有大出息，但得有个稳定的工作。你去那儿干轻巧活儿，没事想写什么还能写什么。

“那儿”，指的就是江浦监狱演播厅。

父亲在监狱管理局有熟人。他看不得我整天在家闲逛，说二十五六岁不工作的男人都是“腌菜”。他宁愿坏了一辈子的清廉，替我打听了这份工作，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“无事佬”。

我一听急了，这是送我蹲监啊。转念一想，又立马答应。不管父亲是让我收心，还是送我个铁饭碗，这差事对我的写作都是好事——能进“监狱”，必定能见识到“风云”。

只是未曾想到，我在演播厅无所事事了十几个月，朝九晚五，两点一线，犯人的监管区都没机会进去。

直到2014年秋天，我遇到二监区的一个重刑犯。

那天，警官学院入监做警示教育，专门找了些曾是公职人员的犯人演讲。教改科来了一个科员跟拍，叫李爱国。他人长得细长精瘦，一身警服像挂在两根筷子上，扛着索尼摄像机到处走。

李爱国到演播厅借板凳，我正闲着无聊，帮他接过机器搁在桌上，向他请教摄像技巧。一聊才知道，我平时审播的狱内新闻，都是他采编的。我问他：“平时拍摄方便带上我吗？我帮你扛摄像机。”李爱国摇摇头，左右手交叉，捏了捏自己的肩膀。“是驼了，这一大块。”

我绕到他身后，惊呼道：“再不换人扛机器，以后出毛病了，工伤都算不上。我有一亲戚，跟你一样，脖颈后面拱出来一块肉，后来压迫神经，做手术花了好几万。”

他立刻笑着拿起摄像机塞到我怀里。“警示教育马上开始，你帮我扛一会儿，我教你一些厉害的拍摄技巧。”

我扛起摄像机，和他去了三楼会场。一百多平方米的会场，坐满了警校学员，我扛着摄像机站在过道中间。讲台长条桌中间坐着七八个领导，右侧放了一根话筒架。一个驼背的中年囚犯站在台上，正对着话筒发言，讲得声泪俱下。听他自述，曾是某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。

中年囚犯正讲着，有个青蛙眼狱警领着个犯人站到了我身后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犯人体形健壮，个子比我高点儿，一米七八的样子，神似反町隆史。狱警递他一张纸，说：“稿子你不愿意写，我帮你写好了，给个面子，上去读一下。”

那犯人拉着脸，很不情愿的样子，回道：“我喉咙发炎，扁桃体还肿着，没法发言。”

我听着觉得奇怪，哪有犯人敢推诿狱警交办的事。

狱警又劝他：“这是监狱领导交代的，看我们以前同事一场的分儿上，别给我添乱好不好？别觉得这事丢人，你读一下，算你认罪悔罪态度不错，后面给你申请加分，能多减几天刑。”

这个犯人不说话了，举着纸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纸面说：“就说这一件事。”

大约十分钟后，台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场，“反町隆史”上去了。我往后退了几步，扛着机器保持正向姿势，头歪过去问青蛙眼狱警：“这犯人以前是警察？”狱警扫我一眼，“嗯”了一声。我忍不住又问：“他犯了什么事？”青蛙眼没说话，专注看着台上。

我赶紧回头，把摄像机对准“反町隆史”。

“我叫蒋鹏，生于1990年，是警官学院2012届的毕业生，在江浦监狱当过实习狱警，工作期间因与犯人约架被解聘。我奉劝各位在座的警校学子，不要跟我一样鲁莽冲动……”

后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话。他一口气念完，台下的警校生却冒出一片嘘声，很多人交头接耳。有男生小声嘀咕：“明显避重就轻，他弄死人的事不提，只说打犯人的小事。”

两个女生扭着脸反驳：“什么叫弄死人那么难听，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？蒋鹏学长已经很惨了，你别再落井下石了。”

台上的领导抓住话筒咳了几声，底下安静了。校方领导想让犯人再讲一会儿，教改科科长看了看时间，回绝了。众人散场，李爱国拿回摄像机，看了看我拍摄的视频，说：“还挺不错的，很有天赋啊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事答不答应？”李爱国摆着手走远，说以后再聊。

没过两天，李爱国又来了。

监狱搞“创建”，领导点名批评狱内新闻没新意，太形式化，创新任务交给了李爱国。我拉他坐下，闻见一阵虎皮膏药味，故意拍拍他肩膀，说需要帮忙，尽管招呼。

李爱国扭了扭脖子，耸了耸肩，说走一步看一步，敷衍敷衍，能对付就对付。我见缝插针，问他还记得上回那个蒋鹏吗，那个当过狱警的犯人——采访他啊，现成的创新节目。

我提出这个建议，事先是打过主意的。上回在警示教育会场，蒋鹏一开口，我就预感到，我要的“风云”来了。

李爱国想了一会儿，说不行，他那事儿敏感吧。我说咱这儿又不是电视台，你想不想创新吧？李爱国说也是，教改科本来就有权采访——他咧嘴一笑，看着我问：“想不想学点更深入的拍摄技巧？”